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，拒绝活在统计学的梦魇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这比拒绝工作还要匪夷所思，甚至于你可以拒绝活着，但你拒绝不了统计学。比如作为大学老师的我，每到年末领取绩效工资，都需要填写大量的表格，这些表格最终都可以简化为统计数据。比如发表了多少文章；申请到多少项目；获得什么奖项……
因此，文学深陷统计学的灾难很难被定义为“丑闻”，既然一切都要在生产和消费的层面上考量，那把文学和文学主体数字化，是再自然不过的。很久以前，雅斯贝斯就宣告，技术和机器已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，其核心价值是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，这一合理化的实现不是依据于“本能与欲望”，而是依据于“知识与计算”。况且，就像波德里亚所说的，统计是一种实现欲望的形式，绝大多数个体都渴望得到统计数据形成的合理化的优越位置。
比如，多数作家都无法摆脱统计学的引诱，看看他们的简介或者“传记”就会明白，完全被一种数字化的统计思维控制着，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依赖于等级不一的统计标准；同样，统计学的引诱也即统计学的囚禁，作家们的焦虑也往往与统计数据密切关联。当然，学院学者就更是如此，在量化模式下，一切不能数字化的、超越于职业范畴之上的价值都是无效的，所谓学问因此不过是知识的一些极其封闭和丑陋的“简单再生产”，在它们身上寄托任何高贵和智慧的假想都将是愚蠢的。
在统计学形成的存在论里，人将消失，而数字立于不败之地，因为人早已经被规训为数字。而此时的数字，已经不是毕达哥拉斯（万物皆数）、柏拉图（造物主是数学家）、伽利略（宇宙是一部以数学语言写成的巨作）眼里那个形而上的、本体论色彩的数字，它服膺于资本主义的统计思维，变成了“葛朗台”、比尔·盖茨、巴特勒眼里的数字。这一切似乎难以抗拒，比如，如果在统计学的范畴内谈论文学是妄谈，意味着腐朽和堕落，那不在统计学的范畴内谈论文学呢？文学将消失，这和人的消失保持着一致性。
马克·吐温说：“世界上存在三种谎言：一是谎言，二是该死的谎言，三是统计数据。”没有统计学就没有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但他在论述“机器和大工业”的时候明确指出：“不论在什么地方，想要不掺假的统计材料都是很困难的。”所以，本质上讲，统计学没有真假之分，信与不信，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；反正你只要活着就无法离开统计学，当然死后也无例外。
威尔斯（H·G·WELLS）多年前宣称：“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与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。”在一个全民拜金的大时代，这一预言已经提前实现了，我们的作家、艺术家们也早已和商人、政客一样，学会在睡觉前摘下面具，统计一下银行卡上的余额，然后做个好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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